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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16号，此时我正坐在大理飞往北京的航班上，上午还在办公室跟同事打磨今年99众筹的劝募人个性化海报，下午回家物流运走16个纸箱，我带着随身行李暂时告别大理。从2012年4月正式搬到大理，到这次暂别，我在这里待了7年零4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几件我人生中意义非凡的事情：生了两个娃，创立了云山保护并且顺利地走过第一个四年。

深夜的航班上旁边旅客都在休息，而我的脑海中如电影一般回放着这7年中的一幕幕场景，我意识到应该记录下来。

2012年，我已经在一家历史悠久的国际保护机构——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FI）待了8年。工作进入疲倦期，辞职后的生活多了很多种可能性，机缘巧合之下我们搬到了大理。这里离我以前的野外项目点不算太远，有优美的田园风光和四季如春的气候。

2012年底，第一个孩子出生，我开始照着书学习当妈妈，全职妈妈的三年在大理基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很充实但很少跟朋友和整个社会交流。

2015年初，范朋飞、赵超和我在有一天聊天的时候说起中国的长臂猿保护，当时聊到很多问题，也看到一些机会，于是提出希望有一个本土机构继续把长臂猿保护做起来。我已经忘记了当初讨论的细节，但筹备任务就自然而然落到了我的身上。我之前在FFI参与策划和管理过10多个大大小小的项目，觉得自己在保护项目管理上有一些经验，并没有仔细思考过，做一个机构的负责人跟做项目的负责人有多大差别。

如果时间重来，不知道我还会不会答应得那么爽快。

看过一些讲职业女性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而且还在能在两个身份中游刃自如的鸡汤文，但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些年，却没有那么轻松。

我个人性格希望把每件工作都做到99%的满意度，因此在怀老二期间还是坚持工作到最后一个月。云山保护刚刚成立不久，除了我自己就只有一位全职员工——杨春桃，所有的工作都由我们两一起策划执行。

但在我休产假的头一个月，春桃感觉一个人很艰难。所以我刚刚出月子就开始了半工作状态，在小朋友三个月的时候就第一次带着她出差去了昆明开会。

谢谢在出差过程中帮忙带娃的各位朋友。

还记得这是山水在昆明举办的澜沧江保护项目启动会。在会场小朋友大受欢迎，都来逗她玩，她也不认生，第一次带娃出差就顺利搞定了。

都说老二比较好养，其实是妈妈在带老二的时候心态上要更放松一些，不会因为一些小宝宝出现的莫名哭闹而精神紧张。因为她第一次出差表现不错，此后一发不可收拾。

老二跟着我穿了很多林子，也开了很多会。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看长臂猿。

在断奶之前由我妈陪着带娃，至少出差了7，8趟，包括第一次长途开车9个小时去苏典乡做社区宣传，以及2017年4月参加天行长臂猿野外调查跟我一起进林子。这样的操作无论是对大人或孩子都是挑战，全程幸亏有我妈一路帮忙。

几乎快带上全家一起工作了。

另外一个意外收获就是赢得了一些一线合作伙伴对我本人和云山的尊重，他们认为我们是踏踏实实做保护工作的机构。

我的选择也会有批评的声音——不好好陪孩子，没有履行一个尽职妈妈的责任。做到99%的职场人士时，做多少分的母亲？期间我也有一些特别困惑的时刻，母职焦虑让我考虑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接替机构负责人，我就做做兼职顾问，但每次都被一种使命感召唤回来。

这种使命感从何而来？于我个人、机构到底是利是弊？

后一个问题至今没有答案，前面一个问题我尝试做过推论。小时候我就是一个有责任心和胸怀远大的人，小学毕业册上我写的愿望是：愿世界和平，没有贫穷和战争。我喜欢仰望星空，置身其间的渺小激起我向往外太空的好奇心。

我喜欢看科幻小说，也喜欢体育和自然旅行，因此到了中学的时候环游世界成了我的人生愿望。中学时候最喜欢的科目是生物和地理，可惜高考不考，那时候也不了解国内有哪些跟生物自然相关的专业，后来出国，接触到英国历史悠久的生态保护体系并深受其严谨和系统化思维方式的影响。

虽然在英国留学时间不长，这却给了我机会，让我在回国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就选择了有百年历史、总部位于英国剑桥的国际保护机构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FI）。而FFI在全球范围有一个以濒危灵长类动物为旗舰物种的保护项目，中国是在北半球灵长类物种丰富度最高的国家之一，FFI进入中国也是以灵长类保护作为切入点。

我在当时的一次社区调查中。

时任中国项目的负责人Bill Bleisch 和灵长类项目负责人张颖溢对我工作的指导影响很大。前两年，机构在给我提供参与一线保护项目机会的同时也让我独立承担了几次重要的活动组织，同时我和另外的同事还身兼财务、行政、项目筹款、协调合作伙伴等各种职能。我从2006年开始成为FFI灵长类项目负责人，带领1-2人的小团队，我们陆续开展了10种中国灵长类动物的保护项目，几种极度濒危的长臂猿更是我们投入最多时间和感情的物种。

在FFI工作了8年多之后，大概是进入了疲倦期。人员少，涉及的物种又多，很难在一个保护地点做得特别深入。而濒危物种的保护成效本来就难以短时间看到大的变化，同时跟合作伙伴沟通的难度也非常大，所有的项目和人员经费都是我们自己筹集，还需要给总部交一定比例的overhead， 赶deadline是那段时间里面经常的状态。在这种内外夹击的状态下难免让人对工作的热情消散，于是在2012年我选择辞职搬到了大理。

我依然还记得2015年底我们召开的第一次云山保护合作伙伴交流会。

2015年底合作伙伴交流会合影。

我们请来了现在主要打交道的保护区、林业局和科研院校的代表，一起畅谈了一个初创NGO能为中国的长臂猿、西南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哪些贡献。

伙伴们对我们的期待都很高，但作为一个刚刚创立的NGO，要筹集到第一笔启动资金让机构顺利运转起来非常困难。很幸运的是2015年底云山保护申请到阿拉善SEE基金会的创绿家项目资助，这是机构获得的第一笔捐赠，也为后续跟阿拉善SEE基金会的持续合作打下良好基础。

4年，云山办公室外的绿植仍郁郁葱葱，但办公室内变得更加有活力了。

从2015年初我一个人筹备云山，到2016年初招到第一位全职员工再到2019年初，云山保护的执行团队已经壮大到了7人。同事们大部分都是刚刚毕业的90后，在云山的工作是他们的第一份工作。我认为很有必要建立起他们对职业发展的目标以及基本的职业素养，这个过程中难免有相互沟通和做事方式上的不顺畅。

难得的是，我们这7人的性格、兴趣各不相同，但却能因为长臂猿保护的共同目标团结在一起。

通过过去四年的保护工作，我们逐渐梳理出来现阶段的四个项目方向，团队成员也在几次的机构战略和个人发展的讨论中慢慢寻找和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

畅想未来，云山保护想做的事情很多：我们希望通过2-3年的空缺调查把云南省内的长臂猿种群和潜在栖息地摸个底；要在天行长臂猿和西黑冠长臂猿栖息地周边社区做出一两个社区保护的试点；争取做一个长臂猿野外调查的操作流程文件；要出一本中国灵长类科普读物；希望能推动一个国家层面的长臂猿保护行动计划出台……

我们联合保护区、当地学校的宣教活动获得了一些好评。

我们深知仅凭云山保护的一己之力不可能实现上面说的这些目标，保持开放与合作的心态，联合相关政府部门、科研院校、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爱心企业以及NGO伙伴才是做好保护的有效模式。虽然我们有很多想做的，但不会好高骛远，云山一定会坚持脚踏实地的去解决保护中的真问题。

就在八月，云山保护的创始人，也是多年的好友范朋飞来到办公室跟同事们一起讨论机构和项目的发展。他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指出我对长臂猿保护付出了太多感情，使命感太强以至于没办法客观地看待云山在长臂猿保护上的角色和定位。当时我感觉很委屈，但过后我开始思考作为云山的负责人使命感强到底是对机构好还是不好？我是不是在赋能和授权上做得不够好，没有激活团队其他人的能量？

接下来我会把更多活动策划和执行以及评估交给相关同事全权负责，现在看来同事们都很给力，展示了应对困难的组织协调能力。

镜羽协调了10家动物园联合举办今年的国际长臂猿日宣传活动，并且把线上线下的活动丰满到了整整一个多月；镜羽和常悦、如雪自主策划和组织的长臂猿科研和社区调查活动，通过他们极具创新力的100%投入，活动的效果超出所有参与者的预期；而文博凭借自己的兴趣和探索精神，申请了一个国外基金会的项目准备探索一种新的长臂猿监测方法；高寒时刻督促项目人员收集和提供一线的保护传播素材，对于推动云山的传播工作充满了热情；还有杨洵，在给了我们最有力的支撑工作之外，她对自然教育和环境保护的兴趣还不断驱动着她的新尝试……所有的这些，都展现了同事们为长臂猿保护的全情付出，我由衷地佩服和感谢他们。

长臂猿科研和社区调查活动效果非常好。三位年轻同事常悦（左一）、镜羽（最高）、如雪（右一）刚好在这张照片的三个角，撑起了一个牢固的三角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