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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在国际金融论坛（IFF）20周年全球年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法则与激励机制”平行会议上，国际金融论坛联合主席、央行前行长周小川表示，鉴于IFF对气候变化高度重视，其特地调整了参会环节，并非常赞成对全球气候变化要有高度紧迫感的观点。周小川认为，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而在这个阶段强调法规和强调激励机制是更重要的；中国要继续积极地参加全球关于规则方面的讨论，在制定规则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积极性有所停滞

周小川提到了他关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三点观察。

首先，周小川认为，在最近两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碳减排方面出现了一些反弹，或者说积极性有所停滞。正是面对这个问题，特别是从国际上来讲，有利于我们未来的行动和取得共识。

其次，目前国际上已经有多个自愿性的联盟，有好几千家大型企业都已经做了减排的承诺，特别是在《巴黎协定》和COP26以后。

“但是最近两年，作出承诺企业的数量基本上不怎么再增长，保持在几千家的水平上，甚至还有一些大的企业和大的金融机构说我做不到了，我要退出联盟，这是值得警惕的。当然全球也非常关注所谓的‘漂绿’的行为，有一些企业承诺做得不错，但是有不少‘漂绿’的动作。”周小川说。

第三点观察是，公众和居民并不像想象中那样，都有非常高的认识和觉悟，公众有的人对气变这件事坚信不疑，也有的人不置可否，了解并不深。

周小川说，“即便是对坚定支持应对气变的人来讲，也分三种情况，一种就是说为了应对气变，是甘愿要承担成本，也就是要付出代价；还有一部分人是中性的，应对气变是应该的，但是否应该由我们来承担成本，这不置可否；第三种是应对气变可以，但是不能让我付出代价，而且这东西它对政治上也会有影响，谁应该付出成本？应该由富国、富人承担成本，同时应该让他们出钱来帮助穷人实现减碳。”

值得关注的是，周小川表示，2023年全球气候变化出现一些突出的气候事件，按理说应该大幅度地增加大家对应对气变的共识。“但是总体来讲，我们看到这种响应并不充分，可能和当前全球有很多热点问题也有关系。同时原本计划看到各国限制煤炭、煤电，以及限制油气开发等措施和现在的实际行动还是有明显的一些差距。”周小川说。

中国要在制定规则中发挥更大作用

周小川表示，在《巴黎协定》和COP26之后，很多人以为全球已经进入了向零碳赛跑的过程。但是看起来情况并不是这样，参加赛跑的人好像停滞了，好像并没有进一步的明显的在扩大，同时还有很多负面的声音。

因此，在谈到规则和激励的重要性时，周小川表示，在鼓励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的基础之上，自觉采取行动的基础之上，还是要有更明确的规则和激励机制。

具体到中国，周小川认为，中国的气候变化和减碳的一些发展也说明了法规和激励机制的重要性。

周小川提出了中国在气候变化减碳发展的四大强项，分别是风电、光电，电动汽车和储能。

“我个人觉得，价格机制这里头既包括成本控制和补贴，以及其他的含有价格含量的这些结构性政策都帮了不少忙，也就是说过去曾经对风电、光电、电动汽车所做的一些财务上的支持，也包括结构性政策，包括对风电、光电的优先上网，同时加强了基础设施，使得它容纳风电和光电，能调度储能设备的积极性空间比较大，这样就激励了风电、光电、电动汽车、储能顺利地向前发展。”

同时，周小川也提出，在上述领域中，也有激励机制不充分的例子。

因此，通过观察中国这几个强项，周小川认为，无论从正面和反面都说明了激励机制非常重要。

周小川也认为，中国还需在两个方面进一步努力，一是整个中国的GDP能耗强度还是相当高的，另一方面是居民响应还是不够。“在中国的耗电结构里头，居民用电比例很低，大概也就是15%—20%的样子，主要都是在工业。但是我们要看到其实工业好多东西又间接地转换成消费品、转换成住房等等。因此实际上和全球也有点相近的地方，还是有对公众产生影响。”周小川说。

最后，周小川强调，中国也要继续积极地参加全球关于规则方面的讨论，在制定规则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也要更大程度地运用激励机制。同时，在法规和激励机制的发展方面需要全球协调，其中中美之间的协调非常重要，因为中美是两个碳排放的大国，应该减少不信任来增强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