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威体育

数据整理：张艺 制图：程璨

2020年9月22日，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国宣布：“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3年过去，中国行动如何？全球已提出碳中和承诺的150个国家进展如何？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是，今年是盘点全球碳中和进展的关键期，11月在迪拜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COP28”）将形成一定结论。近期，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领衔撰写的《2023全球碳中和年度进展报告》也试图给出答案。

碳中和成共识但缺行动

“碳中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报告领衔作者，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减污降碳协同控制中心主任王灿说，2023年恰好是盘点全球进展的关键时机。

据悉，COP28将首次对《巴黎协定》实施情况进行全球盘点，找到行动与目标之间的整体差距。王灿在撰写这份报告中多次强调“行胜于言”，他希望报告突破“惟目标论”。

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是，提出碳中和承诺已经成为全球趋势。而坏消息是，当前行动距全球目标所需仍有较大差距。

“只有目标和过程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有力推进《巴黎协定》的履约。”在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副院长张海滨看来，针对国家自主贡献实施情况的国际约束力和奖惩机制较弱，因此国际社会对《巴黎协定》的实施还有很多担忧，全球盘点就是为了应对这样的疑虑。

在考虑多种原则的研究模型得出的1540多种排放路径中，53.8%的国家碳中和目标不符合1.5摄氏度全球温升控制的要求，37.6%的国家不符合升温2摄氏度目标的要求。

报告勾勒的政策行动图显示，各国在碳中和政策完整性和行动力度上差异较大，南北合作有待加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承诺也还没有落实，且71%的发达国家设置了国际贸易壁垒。

王灿指出，气候投融资是制约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落实碳中和行动的重要障碍，发达国家在气候投融资制度与行动上的领先，并没有转化为足够的国际气候资金。

“目前，全球每年发达国家出资规模在340亿美元左右，即便乐观估计，2025年的出资规模也不到800亿美元，难以满足10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王灿说。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估计，到2050年，全球实现碳中和需要约110万亿美元。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贺克斌强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不能脱离最基本的、不忘初心的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在已公布相关财政预算数据的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气候相关项目预算占总预算比例低于1%。而气候相关行动预算占比排名前10的国家中有8个是发展中国家。

报告里写道，“虽然其政府财政预算总规模较小，但是这些国家在能力范围之内对气候变化行动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

全球多数国家还需加速脱碳进程

王灿的研究团队发现，尽管68%的国家碳排放强度已经开始下降，但各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脱碳程度进展差异较大。目前，仅有8个国家的碳排放强度相对峰值下降了75%以上，有27个国家的碳排放强度依然在上升，主要是亚洲和非洲国家，如果国际社会不采取行动和支持，这些地区未来会成为新的排放热点地区。

其实，碳中和政策行动与脱碳成效并不完全正相关。报告发现，部分国家碳中和政策与行动排名领先，但脱碳成效相对滞后，有很多发展中国家虽然脱碳成效暂时比较显著，但政策和行动相对薄弱，能否保持减碳势头存在不确定性。

此外，很多国家的碳中和目标缺乏区域和行业级的目标分解支持，具有碳中和规划的次国家级行为体占比只有25%左右，并且较多规划只停留在排放总量、强度、削减目标的层面。除可再生能源以外的其他行业，缺乏碳中和的相关目标。

报告呼吁，加速碳中和的进展需要行胜于言，各国应加快区域和行业层面的碳中和目标出台，并推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以便支撑全球和国家级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然而目前，技术的国际合作依然存在壁垒。以培训和能力建设为代表的“软性支持”过高，真正的硬技术转让占比偏低，尤其在节能、可再生氢和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等领域。

贺克斌表示，技术壁垒的出现推迟了技术缺口的弥合，抬高了减排成本。“绿色技术不应有其他的壁垒，大家应该赶紧团结起来。”

低调减排者的行动

根据全球197个国家在目标、成效、指标上的得分情况，报告把197个国家分为：目标高、成效高的气候能力者；目标高、成效低的转型蓄势者；目标低、成效高的低调减排者；目标低、成效低的低碳成长者4个类型。

中国被归为“低调减排者”国家。在碳中和政策-行动平均得分排名中，中国位于全球第5。在发展中国家中，碳中和技术综合实力最强的也是中国。其申请专利数目约占全部发展中国家申请数量的14%-70%，占比最低的技术是生物燃料，占比最高的技术是电动汽车。

值得注意的是，在“低碳成长者”类别下，有美国、澳大利亚、以色列3个发达国家，尽管美国和澳大利亚在政策和行动得分均位于全球前50，但国际合作得分均位于全球后10位，表现远不如其余发达国家。

这份报告还特别关注了新兴发展中国家，作为“低碳成长者”，以东非地区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的初期，GDP和碳排放增长双高，很有可能成为全球下一个碳排放的主要增长点。

“尽管这些地区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禀赋，但它们迫切需要来自资金和技术方面的合作与支持。”王灿解释说，这些国家一方面还没有形成对化石能源的路径依赖，有希望走上低碳发展之路。另一方面的现实是，它们的新能源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技术类型比较单一，虽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支持政策，但技术进展微弱，远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

团队在查阅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公开信息时发现，关于这些国家获得国际资金援助，用于开展低碳转型、制度建设、技术发展方面的信息极度匮乏，“这也说明这些国家存在较大的气候资金缺口的同时，非常缺乏对气候资金信息的披露”。

报告还指出，全球碳中和行动的进展在技术和资金方面都缺乏公开有效的数据库，在数据可得性、透明度和可验证性上存在瓶颈。需要建立公平、透明、可信的数据库，为碳中和转型提供自下而上的科学与事实支撑。

这些发现是中国视角的体现。作为该报告最初的倡议者，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李高坦言，“对于气候变化，这个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对全球和中国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全球性重大议题，带着中国的理念和视角的报告不能缺席，而且应该占据重要的位置。”

责任编辑：高秀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