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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需要进行更多对话

媒体:网络  作者:内详
专业号:碳汇基金会
2025/9/1 9:40:35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需要进行更多对话

斯万特·博丹 厄里安·古斯塔夫森

气候之家新闻网站

2025年8月28日

为了充分利用现有的最佳研究,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及其气候科学机构必须快速同步。


2025年2月,代表们在中国举行的第62届国际政府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发言。(照片:(照片: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环境新闻服务部 - 安娜斯塔西娅·罗多普洛))

斯万特·博丹是国际冰冻圈气候倡议 (ICCI) 顾问委员会主席,隶属于斯德哥尔摩大学博林气候研究中心。厄里安·古斯塔夫森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也是斯德哥尔摩未来地球全球中心的董事会主席。

气候科学和气候政策的交叉点是研究人员来交流他们关于我们面临的紧迫危机的最新发现的地方,而政治家们则来寻求见解,为他们如何应对危机的决策提供信息。这种交流很有意义,但驾驭这个领域从未如此简单。

我们从个人经验中知道这一点。我们中的一位斯万特·博丹博士在瑞典环境部工作期间,将他在气象学方面的背景带到了外交工作中,包括联合国气候谈判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另一位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厄里安·古斯塔夫森教授,他定期就北极气候变化以及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为全球各国政府提供咨询。

我们都在气候政策和气候科学的最前沿建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想知道为什么这两个领域从更密切的协调中可以获得如此多的收益,但似乎总是保持一定距离。

现在,我们发现自己对同样的事情感到困惑,因为IPCC正在努力通过其下一份评估报告的时间表。这些基石报告大约需要五到七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份报告可能会在 2028 年交付,届时将及时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行全球盘点——检查世界在气候行动方面的表现。

问题是 IPCC 未能就这个最后期限达成一致。

1.5C专题报道一针见血

这种缺乏一致性违背了初衷,因为IPCC成立于 1988 年,明确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科学基础。而且,在当时,它做得非常出色:其在短短两年内提交了第一次评估报告,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本身奠定了基础,并在 1992 年的里约峰会上开放供签署。

这两个国际机构唯一一次真正结盟是外交官要求研究人员提交一份关于全球变暖 1.5℃的特别报告。 该报告于 2018 年响应这一独特要求而提交,最终可以说是该小组最相关和最有影响力的成果,无论是对气候谈判还是对更广泛的受众。

那么,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科学评估没有适应政策需求,时机不完美——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在《自然气候变化评论》中,我们呼吁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互动方式采取一种新方法,可以帮助这两个机构应对世界需要的深度和快速脱碳的挑战,以确保所有人的宜居未来。

错失合作机会

IPCC 被设想为一个独立的机构,部分原因是为了维护科学的完整性并使其安全地远离政治的影响。从那以后,这种“研究与国家的分离”基本上没有争议。

我们认为,这导致了许多错失有效合作的机会,并可能阻碍了该小组为有效气候政策制定提供信息和促进的能力。

其他国际协议选择更紧密地联系其科学,例如保护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这是最著名和最成功的全球环境条约。它有一个科学评估小组,它充当一个真正的内部咨询机构,而不是一个谈判工作组。

非常成功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甚至内置了监测和评估机构,例如欧洲监测和评估计划。

可以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我们认为,即使保持现有的法律结构完好无损,《气候公约》和气专委之间也有可能更好地保持一致。

首先,联合国气候谈判代表可以而且应该继续拉动为他们带来 1.5°C 特别报告的杠杆。如果《气候公约》定期审查其政策优先事项和科学投入需求,并将其传达给气专委,气专委就可以确保其旗舰评估和特别报告真正与政策相关、及时和有影响力。

其次,两个机构需要拉近距离。《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作为主要利益攸关方,应被邀请参与评估报告的范围界定过程,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坚定地置身于联合国论坛之外,应为公约内的一个永久平台或机制提供信息,以帮助其将与政策相关的科学转化为政策。

最重要的是,如果作为两个国际机构的缔约方的各国开始将其与 IPCC 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关的政策视为相互关联之事并采取类似行动,那么这种更密切的合作是可行的。这将有助于避免重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委托编写的1.5°C报告的覆辙,即随后未能同意在其正式决定中“欢迎”。

1990年,气专委花了两年时间编写了第一次评估报告。当然,从那时起,气候科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令人遗憾的是,除非 IPCC 在 10 月即将在秘鲁举行的会议上达成协议,否则我们将面临两年来未能在科学与政策界面的最基本要素上保持一致的情况。

显然,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浪费,因为我们被困在气候领域两个互不相干的机构之间的不幸差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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