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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一元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世界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过去，气候变化一直被认为是未来的威胁。提起气候变化，我们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极地和高原的冰川融化、北极熊没有了生存空间、小岛国面临被海水淹没的危险等等。这些对普通人来说是比较遥远的事，并没有那种很危急、关系到自身的感觉。但近期世界多地发生极端天气，欧洲洪灾、北美森林大火、中东超高温等接踵而至。我国河南等地也因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水，造成巨大人员和经济损失。

关于极端天气和气候变化的关系，科学界早有探讨。目前形成的基本共识是，造成极端天气的因素有很多，不能说气候变化是所有灾难的元凶，但可以确定的是全球气候变暖会使各地极端天气发生频率更高、强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后果也更严重。以今年夏季北美热浪为例，一个由顶尖气候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团队进行的快速归因分析显示，由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使得热浪发生的可能性至少增加了150倍。而按目前的碳排放水平，这样的热浪可能每5到10年就会出现一次，且温度还会更高。

暴雨、洪灾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也很显著。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气候变暖，加快地表和海洋水分的蒸发，也使大气可以容纳更多水分。早在19世纪时，气象学家就已发现，空气温度每提升1℃，其含水量就会提高7%，所形成的雨量和降雨强度都远超过去。此外，由于极地显著升温，极地和赤道之间温差变小，低气压因此移动得愈加缓慢。此次德国强降雨引发洪灾的原因之一就是低气压移动缓慢，笼罩在德国上空。

事实上，极端天气日益频发已是多年来的一个显著趋势，今年则是再度升级，不仅多点爆发，而且威力强大。让我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气候变化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我们身边，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为应对气候变化，从科学家、政治家，到普通民众，都有了更多思考。过去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减缓性策略，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碳汇。无论是《京都议定书》还是《巴黎协定》，都旨在通过不同的减排体系，控制全球温度升高的幅度。但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和随之而来的紧急状态说明，在大力控制全球温度升高的同时，各国亟需提升承受气候冲击和影响的能力，即所谓气候适应。

适应性策略旨在减少脆弱性、增强适应能力和开发潜在发展机会。《巴黎协定》要求所有签署方通过国家计划、气候信息系统、预警、保护措施和对绿色未来的投资等方式实施适应措施。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0适应差距报告》发现，随着气温上升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加剧，各国亟需采取紧急行动适应新的气候现实，否则将付出极大代价，承受严重的损失和破坏。联合国正在推动将全球气候融资总额的一半应用于气候适应。

未来，将气候变化安全因素纳入基础设施设计中，建设完善更具包容性和韧性的基础设施体系，使社会在面对这些恶劣天气事件时更稳固，将是各国面临的一大课题。拜登上台后，已经明确提出“将气候危机置于美国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的中心”。欧盟的《欧洲绿色协议》实质就是以应对气候变化为抓手，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使欧洲成为具有气候适应力的社会，“完全有能力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我国“十四五”规划不仅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进行了全面部署，还强调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也对国际合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世界各国的人们可能种族肤色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不同，但我们面对的风险挑战是相同的，面对灾难时的渺小无力也是类似的。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威胁日益严峻，气候变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只会越来越凸显，成为全人类在本世纪面临的最严重生存挑战。况且，国家之间有国界，但气候不分国界，整个地球的气候是一个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各国必须通力合作，共同探索、分享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得失，最大程度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

但目前国际社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欠缺，一些国家仍从权力政治的视角看待气候变化。以当前比较热门的绿色技术为例，低碳技术实际是高科技技术，一些发达国家竞相争夺技术和产业优势，并在技术装备制造、核心零部件等关键领域设置诸多合作限制。这些壁垒使欠缺财力物力、科技水平有限的部分发展中国家难以获得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资源和支持。

未来，大国和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织应当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捋顺合作机制、打通合作通道，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攸关全人类生存的议题上尽量摆脱对抗思维、降低权力政治的影响，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