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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社会学视角下的绿色低碳发展

宋国恺 刘凡

提要：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既是基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做出的重大部署，也是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战略路径和重要任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对可持续发展理论、“增长—发展”理论以及社会转型理论的反思、发展和继承性超越。绿色低碳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要求。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路径。因此，绿色转型呼唤气候变化社会学研究新的自觉。

关键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绿色转型 气候变化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新自觉 中国式现代化

生态文明建设既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同时也是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对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论述一以贯之。《决定》中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有关论述，升华了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认识。《决定》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将党的二十大确立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部署落到实处，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的扎实推进。《决定》提出“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这是基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的重大部署，也是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战略路径和重要任务。气候变化社会学是研究气候变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揭示气候变化与社会相互作用及其机制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宋国恺，2024），而绿色低碳发展指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二者之间高度契合。本文试图从气候变化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绿色低碳发展这一主题。

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绿色低碳发展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包含两个重要内容：一是指人类社会与其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问题；二是指人与自己身体和谐共生的问题，说到底是物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和谐问题。这两个方面都是包括气候变化社会学在内的社会学研究关注的内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目标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现代化则是实现这个总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现代化不能只重视传统意义上的增长，而应当是包括可持续发展等在内的当代意义上更为丰富的发展，尤其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绿色转型的发展。

（一）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新阶段后形成的文明形态。它源于人类对工业文明所引发的一系列严峻生态安全问题的深刻反思，并正在被积极推动。作为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境界和社会形态，其核心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工业革命虽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但与此同时，人类在创造和享受这些成果的过程中，也不得不承受过度追求增长所带来的恶果，包括生态退化、环境破坏、资源短缺和能源紧张、灾害频发、气候变化等问题。这反而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和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审视可持续发展问题。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现代环保运动的先驱蕾切尔·卡森（Rochel Carson）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唤醒人们对环境破坏问题关注（卡森，2014）。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是专门针对环境承载力的研究报告（罗马俱乐部，1983），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则可从几次重要会议及其发表的相关报告得以体现，比如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直接以“可持续发展”命名的文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新议程覆盖的议题范围广泛且雄心勃勃，呼吁各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努力。该议程将“可持续发展”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研究成果和国际社会的文件突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落脚点是社会，创造美好生态环境，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强调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既能够满足当代人的发展需要而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发展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这一认识既源于对人类过往发展道路的深刻反思，也寄托着对未来发展路径与目标的美好愿景。因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已成为人类必然的选择。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一方面主张鼓励经济增长，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主张以保护自然为基础，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相协调。自然资源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模、质量和可持续性发挥基础性的支撑和制约作用。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看，任何自然资源供给都是有限的，都具有稀缺性。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源源不断地创造社会财富，使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体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唯有具备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方可为创造金山银山提供可持续的基础支撑，且生态环境安全是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可持续发展始终离不开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其相关联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根源性问题。由此可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更加强调生态环境的安全问题，是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发展和超越。

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但是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及环境容量不足等问题依然严峻。解决好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现绿色低碳发展。2020年9月中国政府宣布了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这不仅是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向全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

气候变化社会学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突出气候变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主张人类不能豁免。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人与自然视为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强调二者共生共荣的辩证关系，超越了可持续发展理论中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同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等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哲学体系，实现了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二）从“增长—发展”到“增长—发展—共生”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我国也在发展过程中遇到或累积了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这引发了学术界展开了关于“增长—发展”的长期辩论和反思。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2015）的《经济增长理论》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将发展视同于增长，并没有将“发展”与“增长”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这种观点极具代表性。事实上，早在1912年经济学家熊彼特（2009）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发展只是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熊彼特认为，发展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内生性变革，它不仅是经济在数量上的增长，更是一种深层的质变。后来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1991）、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1992）均认为，发展不只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也包含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过程的提升。所以应将发展视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美国学者费景汉与拉尼斯（2014）在关于增长与发展的理论研究中将增长与发展放置于同等重要位置，强调“在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非常关注平等，消除贫困和人类发展，并将此及其政策同样视为分析的核心。”对发展的理解经历了早期发展经济学家的辩证分析，到后来逐渐将发展视为包括经济增长、社会结构变动等在内的多维过程。但是，在实践中，并非都是这样理想化的。世界各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增长”与“发展”此消彼长的不同变化格局。既有“高增长、高发展”，也有“高增长、低发展”，更有“有增长、无发展”。尤其是后两者为了经济增长而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正是这样，有学者指出要警惕走入“高增长、低发展”的怪圈，或者落入“有增长、无发展”的陷阱（李培林，2021a）。

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来自自然资源和环境系统，而资源和环境是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破坏，表明人类在开发利用资源和环境时，并没有认识到经济增长规模和速度不能超越自然资源的利用限制和环境承载力，更没有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换言之，人类在追求增长和发展时并没有考虑人与自然“共生”这一重要变量，缺少“共生”变量的增长和发展必然付出巨大代价。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破坏并因此而付出了巨大代价，我国也不例外。

这促使我们反思“增长”和“发展”并对其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习近平总书记（2022a）指出要避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习近平，2016a）“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我们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习近平，2022）集中反映了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当前利益与长远发展、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把握，指明了实现发展与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

气候变化社会学研究强调气候变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突出新生态理论，即人类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实质上也反映了我们在反思“增长—发展”时，开始关注并引入了“共生”这一变量，将其纳入“增长—发展”范畴一体统筹考虑，追求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同时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绿色发展不仅仅是增长，而且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绿色”“共生”，是实现绿色发展、共生发展。缺乏“共生”内涵的发展不是高质量发展，不是绿色发展。从“增长—发展”到“增长—发展—共生”的反思，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对“增长—发展”理论的继承性超越和创造性发展，使得增长和发展具有更加清晰的目标。

（三）突破社会转型理论的绿色转型的现代化

绿色转型是对现代化社会转型理论的发展和丰富。2015年我国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我国发展理念的又一次跃升。绿色发展理念，注重解决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问题。现代化社会转型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是从一种社会类型向另一种社会类型的全面转变。经典社会学家已从不同角度对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理论做了大量概括。与此同时，我们也越来越发现经典现代化理论很难分析和解释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变量、新现实。一方面，社会转型并非截然而然的二分法，另一方面新变量的出现突破了原来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原来的理论框架中又增添了新变量、新元素，并且发现这种促使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新变量、新元素不断产生增加，这极大丰富了现代化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这也生动地体现在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实践中。

社会结构转型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过渡性阶段，并非是我国社会发展中所特有的现象，但是由于中国国情以及历史、文化和资源等方面的特殊性，使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表现出若干不同于一般发展进程的特点。其特点之一是“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同步进行”（李培林，1992）。这两个方面交织在一起，既体现了我们走向现代化的特殊性，也极大地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同时也丰富了现代化转型理论的内涵。如果仍停留在原来的转型理论层面，将限制我们讨论转型的视野。

绿色转型已突破了现代化社会转型理论的既有框架。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因而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转型理论必须考虑的新变量、新元素，这些新变量、新元素渗透并作用于社会结构转型，呈现“连续谱式的结构改进和社会进步”（李培林，2021b），绿色转型是现代化进程中连续谱式的结构改进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绿色低碳发展是标志性的转折点。绿色转型是发展方式的转变，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转变，对人们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新的全方位、革命性影响。这种具有标志性的转折点阶段性的划分，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任务、发展动力和发展要求。绿色转型表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仅有经济发展，还有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社会各个层面综合性的立体化的革新和转型，是新的量变积累达到一定程度而发生质变的结果。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已成为国家行动，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因而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同样是国家层面的行动。这已不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讨论，而是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国家行动，这既超越了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依赖市场自发调节的局限性，也发展丰富了经典现代化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

二、绿色低碳发展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要求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绿色低碳发展旨在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作为自然界的人只有改变自己的行为并形成源源不断的深层次发展动力，才能作用于自然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一）促进绿色转型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持续不竭的深层次发展动力对于任何一个走向现代化进程的国家都是极其重要的。1949年后，我国外部环境严峻，因而在当时选择了一条“农轻重发展不平衡”的赶超战略型道路，目的是尽快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加快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国家。这条道路在当时发挥了作用，并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幅度相对不高，没有充分解决几亿人的温饱问题。

改革开放后，为了首先解决温饱问题，我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并致力于扶贫工作，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努力，解决了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极大丰富。到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是大大提升了全体人民的福祉，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

发展道路的选择始终需要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只有将人民的积极性建立在民生福祉的基础上，把经济增长与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提高相关联、把社会发展与老百姓的生活改善相关联、把国家富强与老百姓福祉相关联，才能大大激发和调动亿万人民的热情和积极性投入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的洪流之中。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是也积累了大量环境问题。各类环境污染频发，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甚至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人民对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提出了更新期待和更高要求，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发生了内在转变。“境美”就是美好的自然环境、安全的生态环境。过去老百姓求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盼生态，人民群众不仅对干净的水、安全的食品的要求越来越高，还对于清新的空气、优美的自然环境、宜人的气候、安全的生态环境提出了新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优美安全生态环境需要。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说到底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生态产品的需求。因此，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民生改善、幸福提升、福祉普惠紧密关联在一起时，才能激发和调动亿万人民群众的热情投入到生态环境保护、转变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之中，才能形成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持续发展的深层不竭动力。

（二）“双碳”目标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在需求

我国是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资源总量丰富，但许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我国作为“世界工厂”，是全球制造业中心，生产大量的商品供应全球，这导致高能耗和高排放，意味着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承担更重要、更艰巨的责任。当前我国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约为40%，但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费占比约为68%。此外，能源结构中煤的占比偏高、综合利用效率偏低。尤其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期仅有30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约50年—70年），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象。因此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和能源转型要有更快的“加速度”（杜祥琬，2025）。

与此同时，有研究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难点在于，总体性约束目标、碳排放约束目标要与支撑性约束目标相协调、相适应。其中支撑性约束目标由GDP年均增长率、城镇化率以及失业率等重要的经济社会指标构成。GDP年均增长率应保持在5%左右，适度的GDP增长率是保障约1.0%的城镇化率增速的重要条件，还要确保将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4%、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宋国恺，2021）。以上各类条件决定了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更强的内在需求。

三、绿色低碳发展的实现路径

气候变化社会学是研究气候变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揭示气候变化与社会相互作用及其机制的社会学分支学科，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气候变化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以揭示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及其过程的规律性的学科（宋国恺，2024）。这一定义明确了社会学研究气候变化问题，聚焦社会领域，关注气候变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气候变化社会学研究绿色低碳转型，聚焦于与社会密切相关的生活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不仅要关注生产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而且也要关注生活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

尽管学术界对绿色低碳转型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主要集中于经济学、管理学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且多数聚焦于生产方式绿色转型，而关注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研究成果则是少而又少。现实的问题是，市场、技术等对于解决绿色低碳发展问题的效果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有学者承认，当前传统气候变化经济学遇到的最大问题，是难以为全球碳中和提供理论支持，需要转变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张永生，2024）。气候变化社会学研究认为，生活方式（消费）既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因素，也是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领域，因而实现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以及在社会领域中加强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能力建设，都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路径。

（一）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绿色生活方式是倒逼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推动力。消费决定生产，决定产品生产的品种和数量，引导生产方向与发展趋势。生产为了消费，消费反过来促进生产，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消费与生产二者相辅相成。绿色消费牵引经济增长，这就意味着从绿色生活这个需求端增强绿色发展的牵引力，让绿色消费方式成为全社会普遍的新时尚，倒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满足绿色低碳的消费需求、倒逼绿色生产方式转型升级，进一步引导以“绿色”为底色的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环境高水平保护互促共进。

推动生活方式绿色转型，首先要倡导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向转变。实现这一重要转变，要求大力弘扬勤俭节约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广泛开展绿色衣食住行宣传。引导消费者合理、适度消费，鼓励推行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绿色化、低碳化、循环化，大力倡导绿色出行方式。当绿色消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之时，必然会带动生活方式全面绿色低碳转型。

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石，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有效牵引生产方式绿色转型。任何生产都是围绕消费者的需求而展开的，消费者的消费模式、消费产品、消费方式等，倒逼不同的产业尤其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消费主体、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决定绿色产品的生产方向和发展趋势，促使不同的产业部门生产走向绿色化、低碳化、数字化，发展绿色产业，形成绿色产业体系。这进一步引发一系列的变化，如生产方式绿色转型促使企业改变能源结构，提升能源效率，推动绿色科技创新驱动，培育发展绿色生产力，增强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能力，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使用，从而推动企业生产方式绿色转型并提升竞争力。可见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对生产方式绿色转型具有决定性的牵引作用。

（二）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适应和减缓是气候变化社会学的标志性内容，也是气候变化社会学区别于其他社会学分支学科的独特性研究内容。适应是指通过各种努力着眼于提高各类主体适应将要发生的气候变化的能力，减缓是指减缓气候变化，通过限制或防止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加强从大气中清除温室气体的活动来实现。减缓是适应的高级形式，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减少碳排放。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既是积极稳妥推进“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路径。气候变化社会学强调“科学技术”在气候变化研究及应对气候变化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宋国恺，2024）。科学技术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环境的手段，是人与自然直接关系的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中，人类主动地去改变自身作用于自然环境的行为方式，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的，而这种改变自身行为是借助于科学知识和绿色技术来实现的。

这里的科学知识是指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的日常、基本的科学常识。绿色技术是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改善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兴技术。绿色技术创新及其广泛应用能够有效平衡并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两大目标。基于以上现状及认识，加强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对我国绿色低碳科技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新期待，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科技要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打头阵的关键作用。

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在社会领域体现为气候适应知识、政策以及实践。减缓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体现在微观层次的个人与家庭、中观层次的地方、区域、城市和企业组织，以及宏观层面的国家乃至全球减少碳排放的种种努力和行动。这些能力建设都离不开科学知识和绿色技术，对社会领域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产生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并牵引生产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

四、绿色低碳发展呼唤

气候变化社会学研究新自觉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双碳”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任务，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实现绿色转型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事物、新任务。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站在历史高度，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并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需认识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还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需要学习大量新知识，包括强化基础研究，加强气候变化成因及影响、生态系统碳汇等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加强绿色低碳领域应用基础研究等。这些都需要在不断推动实现“双碳”目标和绿色转型及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实践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这也要求我国气候变化社会学研究者在社会学知识生产、回应时代重大问题，以及应用前瞻性社会学知识革新来推动整体社会的变革等方面，贡献社会学的智慧和方案。

自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费孝通等社会学家一直致力于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怎样建设中国社会学、怎样推动中国社会学大发展等重大课题（陆学艺，2007），提出了“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学科自信”（费孝通，2000、郑杭生，2009、景天魁，2020）等时代性、原创性概念和理论，为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社会学研究新自觉，是指在全球治理进入空前复杂的背景下，要求社会学研究者集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学科自信等要素于一体，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而所具有的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自觉，是对已有“自觉”“自信”要素的传承及超越。未来包括气候变化社会学在内的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者要牢记并超越中国社会学创立及恢复重建时的初心，持续回应时代重大问题及社会关切，充分自信展示社会学研究的新自觉。绿色低碳发展既为气候变化社会学提供了发挥专业特色和优势的研究领域，也为气候变化社会学开展研究指明了未来发展和努力的新方向。

（一）具有更高水平全球视野的社会学研究新自觉

对中国社会学界提出开展研究要具有全球视野的新自觉，并非社会学研究者过去不具有全球视野，而是在新时期全球视野的内涵已发生改变。自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社会学界一方面注重社会学本土化研究；另一方面强调社会学研究的全球视野。事实上，我国社会学人始终坚持社会学研究的全球视野，随着外部条件的不断变化，社会学研究新自觉所强调的全球视野已发生了重要变化。

植根中国土壤的社会学研究呼唤全球视野。中国社会学研究一定是植根中国土壤，但又不缺乏全球视野。社会学研究不能为了建构本土化话语体系过分强调本土化，而缺少全球视野，导致本土化社会学普遍性知识生产的荒腔走板，甚至南辕北辙。相反，过分强调全球视野，却使得本土社会学研究深陷习惯性套用西方社会学概念和理论工具而不能自拔，导致中国社会学知识生产不接地气、不解渴，缺少解释力、穿透力。社会学研究新自觉要求中国社会学研究在植根本土实践和具有全球视野两者之间把握恰当的平衡。实际上，对于社会学研究者要求所具有全球视野的新自觉，最重要的是洞察和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如何看待中国。因为时代早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学研究不得不重视西方发达国家如何理解中国这样一个重要事实。李友梅（2021：14）指出，“正本清源地看，中国之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何曾是无足轻重的‘他者’？而全球政治经济风云之于中国，又何曾显现出一个清晰可辨的‘西方’？”这一观点振聋发聩、很有洞见。

在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国际学术界讨论气候变化问题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努力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这并非因为气候变化本身外溢性的特征，而是因为中国既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国之一，也是全世界碳减排做出贡献最大的国家，同时还是坚定不移兑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承诺的国家，积极倡导全球气候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欧形成鲜明对比，引起了美欧国家及其学者的高度关注和浓厚兴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学者的视野不能仅仅停留在中国气候变化或者“双碳”目标上，而是要站在统筹“两个大局”的高度、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百余年前同样面对“几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严复，已站在国内外“两个大局”的高度，译介《天演论》《群学肄言》等著作，为寻求救亡图存而把脉问诊，给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树立了具有更高水平全球视野的光辉典范。社会学研究新自觉要求我国社会学人研究气候变化时，一方面研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并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另一方面密切关注和研究国外社会学界如何看待中国，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国际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从而达到交流互鉴的目的。

（二）增强跨学科研究的社会学研究新自觉

人类社会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充满高度风险的时代，各国人民的命运空前紧密相连，社会治理空前复杂，这对社会学知识生产及其以知识变革推动社会变革提出了空前的要求。要求社会学研究者进一步打破领域局限，破除学科藩篱，突破方法界限，在跨学科研究的融合融通中认识人类社会。气候变化是一个立体的存在，它涉及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自然因素，必须从跨学科角度才能看得比较清楚，否则就可能发生一叶障目的情况。批判现实主义创始人罗伊·巴斯卡等（2010）在介绍跨学科方法在研究气候变化中的重要性时指出，跨学科方法是对气候变化及我们在21世纪必须应对的众多现象做出充分的知识性回应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零敲碎打的方法在我们这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中已显得捉襟见肘。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需要跨学科的研究和贡献，社会学研究者需要加入气候变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行列中去，更好地发挥和体现社会学学科的专业性及特色，从跨学科角度来看待气候变化现象，将跨学科的研究成果融会贯通到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中来，从而更加清晰更加透彻地揭示其本质。跨学科研究方法在方法论上的关键意义，是促使研究突破传统学科范式的局限，转向更能响应时代发展需求的新范式。

目前学科交叉研究不断推进，自然科学已走在了前列。这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内部不同学科的交叉融通，而且体现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我国冰川学家和气候学家秦大河院士在研究气候变化问题时，指出将社会学研究思想扩展到自然科学研究，用个体行为的局部微观感应和认知来推演资源环境这一极具“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综合性的全局宏观规律，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研究方向（方一平等，2012）。在社会科学内部，经济学在交叉融合方面则是走在了前列，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向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社会结构”等面向扩展，社会学专业期刊中刊发了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这点。由于气候变化本身具有外溢性等复杂的特点，经济学研究气候变化问题更注重跨学科的交叉融通，社会学研究领域也是其融通的对象，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特征在国外气候变化社会学研究方面显得尤为突出，极大地推动了气候变化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宋国恺，2024）。这给气候变化社会学研究发出了强烈信号，气候变化问题需要社会学研究加入其中，这是推动社会学发展及体现社会学专业优势的重要契机，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社会学研究需要不断发展才能贡献社会学的智慧和方案。

客观而言，我国社会学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似有疑虑，踌躇不前。在交叉融合的不可阻挡的趋势下，固守学科边界，不积极参与跨学科融通研究，可能令社会学整体出现“营养不良”，最终处于被动的处境。“没有研究领域的融通，社会学就难以发展成为‘成熟的’学科，中国社会学也难以真正形成‘中国特色’。”（景天魁，2023）费孝通在晚年“自省”时很有远见地提出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并指出“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费孝通，2003），既要研究“社会的生态”，还要研究“社会的心态”（费孝通，1998），即从生态维度和心态维度展开研究（刘亚秋，2025）。而跨学科多学科研究是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重要路径之一。绿色消费以及实现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则更多体现了“社会的心态”的内容，当经济手段和技术手段面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其效果并不理想的时候，包括气候变化社会学在内的社会学更应发挥其专业特色和优势。

总之，我们面对不确定的复杂世界，社会学学者在研究气候变化问题时，要求增强跨学科合作研究的新自觉，消除各类不同社会科学对自身狭隘的认识或固有的偏见，汇聚跨学科和多学科研究合力，为社会学学术思想启迪及其学科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和不竭的动能。

（三）参与创造人类道义秩序的社会学研究新自觉

应对气候变化已不仅仅是简单的碳减排问题，围绕生态环境问题，大国竞争十分激烈，西方国家特别是美欧将气候变化作为制约中国发展的强有力的手段，千方百计施压，抢占气候变化道德舆论制高点、争夺绿色前沿技术发展增长点，甚至将气候变化问题演变为地缘政治问题。“本应该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的减排，有可能蜕变成一场相互角力的资源斗争，加剧当前已存在的紧张和分歧”。（Giddens，2009：4）这一观点颇具洞察力。气候变化的国际争论已上升为地缘政治议题。全球气候治理的深刻变化，赋予了包括气候变化社会学在内的中国社会学研究者新自觉、新使命。

费孝通（1998：230）曾指出，“我们社会学要在第三个秩序的建立上有所作为。这个第三秩序，即道义的秩序，是要形成这样一个局面：人同人相处，能彼此安心，安全，遂生，乐业。大家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意，对于别人也能乐于相处。我们必须要造就这样一个天下，这个天下要看在21世纪里造得出来还是造不出来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以这个作为主要的轴心问题进行研究”。这赋予了中国社会学要能够回答21世纪乃至其后时代的重大课题并平等参与创造人类道义秩序的使命。全球气候变化为社会学开展研究提供了回答涉及人类道义秩序问题的共同议题，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这一共同话题为气候变化社会学在中国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良机；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学研究者需要积极投入到实际研究中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人类道义秩序的核心主张。

从气候变化社会学视角理解费孝通提出的“人类道义秩序”，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第一，由于气候的外溢性特征，气候变化无边界，是全球性问题，因而涉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人类道义秩序”则接近于“人类秩序”，更确切地说是“世界秩序”这一概念。尽管“世界秩序”这一个概念属于国际政治学范畴，但是，气候变化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关于全球气候治理问题，这必然涉及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关系“世界秩序”的问题。客观而言，人类在利益问题上存在广泛联系，但缺乏道义上的认同和秩序。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说，费孝通提出创建“人类道义秩序”，为气候变化社会学研究开辟了巨大的新空间新领域，值得深入探索研究。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修订，这是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包括中国社会学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只有积极投入到气候变化研究、全球气候治理研究中，才能有机会完成平等参与创造“人类道义秩序”的使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百余年前的严复在参与创造“人类道义秩序”方面也已给我们社会学研究做出了有益示范。严复一方面信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另一方面却不遗余力地主张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尤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准则，集中体现在其将斯宾塞《伦理学原理》第四部分“正义论”译介为《群谊篇》、将穆勒的《论自由》译介为《群己权界论》之中（宋国恺，2011），仅从其以“群”为核心概念的命名，不难看出严复试图参与创造人类道义秩序的良苦用心和种种努力。这是“人类道义秩序”的第一个层面的内涵。

第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关系，而费孝通提出创造“人类道义秩序”命题则蕴含了这一最基本关系的丰富内涵。从气候变化社会学角度看，“人类道义秩序”，既包含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又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则要通过改变人与人的关系来间接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建立“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双重秩序。这是“人类道义秩序”第二个层面的意义。“双重秩序”不仅是对费孝通“人类道义秩序”的发展和丰富，更是为包括气候变化社会学在内的社会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值得不断深入探索研究。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正遇上我们伟大祖国经济社会发生历史性变迁的时期……这些转变发生在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之中，其规模之宏大，形式之多样，波澜壮阔，错综复杂，这是难逢的历史机遇。不仅我国的前代学人没有遇到过，就是欧美工业化国家的学者也没有遇到过，他们只经历了工业化过程中的某个阶段，而我们这一代人却经历了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前期、初期，直到现在中期阶段的整个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陆学艺，2005：9）。当代中国正在推进波澜壮阔的中国式现代化，正在经历前所未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参与前所未有宏大而复杂的全球治理，正在进行前所未有伟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习近平，2016b）。气候变化给包括气候变化社会学在内的中国社会学发展开辟了一个前景无限的新领域，今天我们中国社会学研究者牢记并超越社会学重建初心，秉持社会学研究新自觉，持续回应时代关切和发展问题，推动社会学研究的新发展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