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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巴黎协定》达成10周年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放眼当今世界，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多重挑战。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一年，极端天气事件在全球多地频发。但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步履维艰。应对气候变化将走向何方？

围绕一系列问题，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必威体育原副部长赵英民。他长期从事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工作，曾担任过去5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主导中国在气候大会的前线谈判。

△ COP29巴库大会期间赵英民（中）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左一）会谈。

团结协作 积极应对气候危机

记者：当前，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重大影响。但从《巴黎协定》的第一次全球盘点结果看，离1.5℃目标的实现差距较大。您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未来持何种态度？乐观吗？

赵英民：气候变化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现实且紧迫的危机。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确立了2020年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强化气候行动与合作的国际机制安排，明确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势。国际有关评估表明，如果没有《巴黎协定》，本世纪末将比工业化前升温4℃，将对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

我国积极推动《巴黎协定》的签署、生效和实施，充分展现出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大国担当。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气候和公正转型领导人峰会上的发言指出，《巴黎协定》达成10周年来，全球气候治理虽然历经风雨，但“绿色低碳发展终成时代潮流”，并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各方应该以理性、务实、合作的态度，朝着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方向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已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一系列挑战，个别国家气候政策出现倒退，全球行动与目标之间仍有差距，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已成潮流，不可阻挡，国际社会应全力以赴、团结协作，只要坚持《巴黎协定》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远早于2050年率先实现碳中和目标，落实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为国际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各国进一步落实相关举措，那么《巴黎协定》所设定的“低于2℃以内，争取1.5℃”的目标并非遥不可及。

从参与者、贡献者到引领者

记者：您长期参与联合国气候大会等一系列谈判和制定相关政策。纵观这些年的谈判历程，有何感触？中国在谈判中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赵英民：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气候治理，已经由参与者逐步转为贡献者引领者，发生了重大转变。

我参与了多年的气候谈判。缔约方大会的议程极为繁杂紧凑，开幕式各国首脑云集，两周的会期最后常常延期结束，各方谈判代表最后阶段的谈判磋商更是通宵达旦，连续二三十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不眠不休，这足以体现出谈判激烈程度及各方对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的高度重视。

在这一进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随着我国综合实力日益增强，中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逐渐获得各方认可，中国的立场主张也越来越得到各方肯定，逐渐成为气候谈判中的关键角色。

特别是在谈判陷入僵局的关键时刻，中国越来越多地作为“调停者”和“建设者”角色出现，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积极去寻找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2024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几近失败。大会主席当时找到我们，希望中国发挥调停作用。在坚持中国“红线”的前提下，我们和各方积极磋商。我们恳切地提醒道，“大家是宁愿没有结果，也要一个完美的结果，还是说我们今年达成一个目标，以后继续努力？”在中方斡旋下，各国逐步认识到，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包括资金等关键议题在COP29达成协议，不仅影响到本届大会的成败，而且影响到《巴黎协定》下多边合作进程的方向。如若达不成结果，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给全世界释放一个错误信号——证明某些国家“退群”是对的，这个机制成不了事——而这将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巨大挫折。

最终，大会达成了“巴库气候团结契约”的一揽子平衡成果，特别是达成了2025年后气候资金目标及气候融资安排。中国代表团的努力和付出受到主席国及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COP29首席执行官称：“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主要驱动力”；BBC报道称“中国是会场唯一的积极因素”。一位来自其他国家的部长对我坦言，没有中国，COP29就失败了，而这将是我们所有搞气候变化的人的失败。

所以，现在国际上涉及气候变化的谈判，基本都会邀请中国参加，或者先与中国“对表”磋商。这种影响力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早些年，中国代表在参加国际会议时，很多人都不认识。而现在，每当我们从会场走过，就会有其他国家谈判代表团主动打招呼邀请我们合影、给我们点赞。

这背后也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和信任——大家都在心里觉得中国人是比较讲道理的，是建设性的。中国坚定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总是会在大会陷入僵局或发生分歧时给出建设性解决方案，努力寻找“最大公约数”。

更重要的是，我们重信守诺，积极落实国家自主贡献，赢得了别人的尊重。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造成了很大冲击这个背景下，中国明确宣布，中国实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气候政策不会变，气候行动不会放缓，中国将始终保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定力，并不断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在关键时刻为全球协力应对气候变化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 这是3月21日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康克鲁斯瓦格附近拍摄的冰盖（无人机照片）。格陵兰冰盖是仅次于南极冰盖的世界第二大冰盖。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格陵兰冰盖裂缝发展速度加快。这可能会导致格陵兰冰盖冰损失量增加，推动冰川向海洋移动，加剧海平面上升。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 摄

应对气候变化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

记者：在美国“退群”的背景下，您如何理解我国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全面推动国家自主贡献的原因？这样是否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

赵英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应对气候变化本身是现实而紧迫的任务。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已被大量观测和研究所证实。就我国而言，我国温升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和各种不利影响，已经成为我国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风险。同时，不少环境污染物，特别是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同根同源，应对气候变化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提供治本之策，可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事半功倍。

二是应对气候变化是实现我国高质量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抓手。在我看来，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是“脱胎换骨”的过程，这个关口要过不了，就实现不了中国梦，实现不了现代化。

大国竞争就如同拉力赛，除了比驾驶员体力之外，更主要的是比拼车的效率。跑同样里程、同样速度，如果车耗油多，假以时日，就需要进站加油，就会落后。

目前我国单位产出的能源资源消耗量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有关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单位GDP能耗相当于美国的2.2倍、日本的2.6倍，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将越来越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因此，绿色低碳转型就是让我们可以继续保持快速接近他们，并有保持高速前进的续航能力。

特别要强调的是，应对气候变化还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新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我国在这方面的潜力相当大，可以形成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引领和政策推动下，我国绿色低碳产业蓬勃发展，孕育了经济增长新空间，甚至实现“弯道超车”。比如，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0年保持全球第一；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我国电力新增装机和新增发电量的主体，风电、光伏装机突破14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通过绿色低碳转型，我国正在实现发展“含绿量”和生态“含金量”的同步提升。长远来看，实现“双碳”目标将创造百万亿级的投资需求，催生巨大的市场机会，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三是应对气候变化是我国引领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即使在疫情影响、世界经济低迷、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严峻形势下，气候变化仍是全球治理优先议题，是大国博弈、合作共赢的平台、抓手和关键，也是元首外交的重要内容。多年来，我国积极建设性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记者：目前我国与西方某些大国在谈判中的核心分歧是什么？您认为未来应对气候变化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赵英民：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

中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一直有三个坚持：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目标和原则；坚持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定位；坚持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不动摇。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历史责任和现实能力存在客观差异。当前，发达国家气候行动距离其所承诺的目标仍存在差距。一是个别国家在气候问题上“开倒车”，为气候多边进程带来不稳定因素；二是在资金问题上，发达国家承诺的1000亿美元目标一直实施不力，新承诺的3000亿美元落实方案尚待明确；三是单边贸易措施抬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成本。有研究显示，若推行逆全球化的贸易政策，到2030年光伏组件价格可能上涨约20%—25%。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多边进程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需要各国坚定信心，强化落实，深化合作。我们也希望并相信发达国家能够承担起自身责任和义务，保持气候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率先大幅减排，兑现出资承诺，停止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措施，与“全球南方”一道坚持维护多边主义，持续促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的实施，加强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记者：目前我国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还存在哪些需要改进和加强的地方？下一步应如何完善？

赵英民：我国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全球同期水平。预计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全球变暖的趋势仍将持续，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次和强度仍将进一步增加，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和风险的广度和深度也将进一步扩大。如何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防范化解气候风险是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

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三方面：一是风险评估体系尚不健全，对气候变化直接和间接威胁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广域性和深远性的认识亟待提升。二是政策行动体系有待加强，对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视程度和行动力度仍不足以有效防范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和风险。三是支撑保障体系亟待强化，气候变化年代际预测、影响风险评估等相关理论研究及技术研发相对薄弱，知识和经验供给仍不充分，各方面保障力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下一步，一是要进一步强化适应气候变化统筹指导和跨部门协调，形成共同适应气候变化的强大合力。二是要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提高全社会对气候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认识。三是要把适应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着重强化重点领域和区域的适应行动力度。四是要建立适应成效评估反馈机制，形成风险行动反馈的全链条适应工作体系。五是要加强适应气候变化支撑保障，强化资金保障、科技支撑和人才队伍建设。

文字编辑：王硕

新媒体编辑：石伟强

审核：李木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