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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上海地铁龙阳路基地内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站。新华社 发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3年是全球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热年份。

面对极端天气频现、气候危机日益凸显的现状，香港大学ESG研究所所长何国俊在“一席”演讲中，从政府、企业以及普通人的角度，讲述了气候行动的紧迫性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展开气候行动。

“张华成了一家ESG基金的基金经理，李平进入新能源行业当了一名产业工人，我下班以后兼职监测环境违法企业：积极开展气候行动，我们的地球有了更加光明的未来。”——何国俊

■何国俊

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是能源问题

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是能源问题。从工业革命到现在，整个人类社会使用了大量能源，其中化石能源——石油、天然气以及煤炭占绝大多数。

从能源使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来看，能源消耗和我们的生活水平几乎呈现一个线性的关系。我们分析全世界所有国家从1990年至今的能耗数据以及人均收入数据可以看到，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能源消耗都在稳步提升。可以说，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增长，而未来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需求仍会继续增长。

过去几十年，世界上的天然气和石油基本保持着够用50年的储量。我们在20年前、30年前就听到过一种说法，那就是我们的石油快用完了、天然气快用完了。但是为什么用了几十年还有那么多呢？那是因为我们的开采能力在增强，探明储量的能力也在增强。所以，我们每年消耗的石油和天然气，并没有让可开采的化石能源储量大量下降。

再来看煤炭。煤炭储量虽然在过去20年中有巨大的下降，但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发达国家不再用煤炭了，这些国家发现煤炭污染特别严重，慢慢就很少开采，也不再去探明新的煤炭储量，所以造成世界煤炭储量显著下降。然而，即使到今天，煤炭储量还够人类社会再消耗110年。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消耗的化石能源已经让全球的气温比工业革命之前上升了1.2℃至1.3℃。如果把已经探明的化石燃料和油气资源都燃烧了，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大概会上升2℃。如果把煤炭也全部燃烧了，全球气温将上升6℃左右。这对整个人类社会将是毁灭性的打击。现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1.5℃以内。

要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化石燃料目前对人类而言依然充足且便宜，它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仍作为初级能源被使用。

第二个困难是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非常显著的地区差异性。像非洲、印度以及南亚的一些国家，气温上升会导致过早死亡率急剧提高。有些国家被称为脆弱国家（比如一些太平洋岛国），气候变化对于它们而言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在一些较冷的地方，气候变暖可能反而会降低当地人群的死亡率。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气候变化问题本质上是要怎么样去发展的问题。而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说，气候变化问题就是愿不愿意去解决这个问题、愿意花多少钱，因为轻微的气候变化可能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影响。

是减缓气候变化，还是适应气候变化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我们有两类政策思路。

第一类是减缓气候变化。这要求社会尽量节能，减少碳排放，不要过多地依赖化石能源的使用。甚至在特定的时间节点，出台像拉闸限电这样的措施。

第二类是适应气候变化。未来，极端天气可能会越来越多，夏天会特别热，冬天又会特别冷，洪水、台风、干旱甚至冰川融化等气候现象都会越来越普遍。我们怎样应对这些极端事件呢？比如，普及空调。这样，过冷或过热的天气就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还需要改进基础设施，让它们更有韧性。这样，当台风、洪水到来时，我们就不会承受很大的损失。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采取这些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本身是需要消耗能源的。

所以，一方面，为了缓解气候变化，我们想要减少能源使用；另一方面，为了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却要使用更多的能源——两者好像存在着矛盾。

我们曾经对日本福岛地震后关停核电站所造成的影响做过调查研究。地震导致核泄漏以后，引起了日本全民恐核，于是，日本政府关停了全国所有的核电站。而日本之前是一个高度依赖核能的国家，所以，核电站被关停后，直接的影响就是缺电，电不够用了。2014年，受福岛核电站关停的影响，东京需要节省12%的电。之后，随着其他核电站陆续关停，其他地方也需要节电。所以，日本政府就号召大家省电。

省电有很多途径，其中对居民影响很大的一个措施就是限制空调的使用。结果，节能政策实施后，在炎热的夏天和寒冷的冬天，由于需要省电而不能充分使用空调，导致死亡率大幅上升。死亡的主要是什么人呢？大都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在特别寒冷的时候，如果不能给他们提供适宜的温度环境，就很容易引发心梗等疾病。我们估算下来，日本每年由于节能政策，有超过7000个老年人因为极端天气而过早死亡。所以，即使是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如果限制使用能源，也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巨大的健康成本。

用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制定政策呢？

首先大家想到的就是，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更多地用清洁能源去替代。从近年的一些数据来看，我觉得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个比较乐观的未来。

过去十来年，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了90%以上，风能发电的成本也在迅速下降。到2020年，光伏发电已经比用煤发电更便宜了。只不过光伏发电与风能发电都不太稳定，而且我国的风、光资源主要集中在西部，而用能主要集中在东部，所以，加上运输、消纳环节的成本，目前光伏以及风能发电的成本还是高于化石能源。但是，我估计在未来几年里，清洁能源的发电成本会进一步降低，从而真正实现比化石能源更加便宜。

如果清洁能源变得更便宜，我们就不需要限制大家使用能源了。事实上，我们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并不是要限制大家使用能源，这是一个误解。相反，我们可能还要扩大能源的使用，让那些贫困人群有更多的能源可以使用，这样他们才能更好地去适应气候变化，只不过我们要把能源的来源从污染严重的化石能源换成清洁能源。

与此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在过去几年快速增长，锂电的成本也在过去十几年间迅速下降。很多研究都预测，按照现在的发展轨迹，未来锂电成本会进一步下降。预计到2025年，最迟到2030年，拥有和使用一台电动汽车的成本将会极大地低于传统汽车，这样，电动汽车将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大规模替代。

算算碳排放的经济账

想要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另一项政策设计是碳定价。

所谓碳定价，就是对温室气体排放以每吨二氧化碳为单位给予明确定价。简单来说，就是企业每产生一吨二氧化碳，对社会、对未来造成的成本都要反映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这个成本虽然企业不承担，消费者也不承担，但是整个社会是要承担的，所以我们需要对企业碳排放做一个成本核算，这就是碳定价的原理。

比较常见的有两类碳定价的机制，第一类叫碳市场，第二类叫碳税。

在碳市场中，由政府或其他管理机构设置总排放限额，并发放或出售排放许可（或称为碳信用）。企业或组织可以在市场上买卖这些许可，以遵守排放限额。如果他们的排放低于分配的许可，可以出售剩余的许可；如果排放超过限额，则需要购买额外的许可。

碳税就是对碳排放征收的税费。它直接对化石燃料的消费者或生产者征税，税额通常基于每吨二氧化碳或等效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欧洲长久以来都是碳定价政策的世界领导者。欧洲不仅有统一的碳市场，很多国家还额外征收碳税。中国从2012年开始了碳市场试点，并于2021年建立了全国的碳市场。

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碳市场，碳定价是不同的。欧盟碳市场的价格在80到100美元之间，中国相对而言比较低，基本上在几十元到100元人民币之间波动。其他国家的差异也很大。

大家肯定会问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定价是合适的呢？其实，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里我要讲一个新的概念，叫作碳的社会成本。碳的社会成本，就是每排放一吨二氧化碳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折合成货币价值有多大。原则上，它反映出一系列可能影响社会的成本，包括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估算的碳的社会成本是266美元/吨。根据2022年《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来自学术界的估算成本是185美元/吨。

实际上，很多国家已经把碳的社会成本引入监管或制定政策过程中。比如在美国，政府在审批一项工程的时候，需要保证它的收益大于成本，这个成本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碳排放的社会成本。把这部分成本加进去后，如果成本高于收益，那么这个项目就不能获批。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碳价的变化趋势。在2018年以前，国际碳价总体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是，随着欧盟开始逐渐推进碳中和策略，它对企业碳排放有了越来越多的限制，于是碳价开始上涨。在过去一两年，国际冲突进一步加剧了碳价的上涨，因此欧盟现在的碳价基本在80到100美元之间。而其他国家的碳价受国际冲突的影响并不大，大部分地区在20美元左右。

中国的碳市场还很不活跃，流动性较差。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的碳配额是免费发放的，所以企业进行碳交易的动力不是很强。在每一个履约期快到期时，企业发现自己的碳配额不够了或者多出来了，才会突击去市场上交易。这从侧面反映出我国企业本身管理碳资产的能力还是比较弱的。

ESG成为一种新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

在我国，只有发电企业可以进行碳交易。除了发电企业，未来可能有一些高能耗的企业也会被纳入碳市场，包括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那么，其他企业可以做些什么呢？

这里我们就要讲到一个在过去几年中正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概念，叫ESG——Environment，Society and Governance（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的理念就是，企业不能只关注自己创造的产品本身的价值、关注自己的盈利，还需要关注它对环境的影响、关注公司内部的治理以及更广泛地关注一些社会议题。现在，ESG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

金融机构的介入，是ESG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根据2020年的数据，全球专业资产管理公司在考虑自己的投资决策时，有17.1万亿美元的投资管理是把一个公司的ESG标准作为重要的考量。这个数据在2016年时只有8.1万亿美元，2010年时只有2.5万亿美元。而到了2020年，美国的机构投资者、基金经理等在每3美元的投资中就会有1美元是采用ESG的投资策略，这些投资策略可以直接影响企业的投融资成本，积极地激励企业去进行转型。

典型的ESG案例是苹果公司今年推出了它的第一个碳中和产品——新版Apple Watch。该手表中大量使用了可再生材料，生产工艺也使用清洁能源，尽量减少塑料包装。为了节省交通运输上的碳排放，货物运输也不用空运，改用海运。当然，这并不能把它的碳排放降到零，所以苹果公司通过种植更多的树，进行生态补偿，把碳排放吸收掉。

再来介绍一个ESG案例。我们和“饿了么”平台进行合作，希望能够降低一次性餐具的使用。“饿了么”平台在一些试点城市中，把送餐的默认选项改成“不需要餐具”，同时消费者可以因此获得蚂蚁森林一定的“绿色能量”，“绿色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可以选择进行植树。我们发现，这样的一点点改变，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

在上海、北京和天津这三个城市的试点运行中，选择“不需要一次性餐具”的下单量明显变多。这么一件几乎零成本的事情，每年可以让超过20%的外卖订单不需要一次性餐具。而这个微小的改变如果推广到全国所有的城市，每年可以减少220亿套一次性餐具的使用。

每个普通人的小举动都是有用的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每个人微小的善意、微小的举动，对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也是有用的。

在一项全国性的实验中，我们让志愿者实时监测中国超过25000家重点排污单位的排放情况。如果发现某一家企业持续排放超标，志愿者就会通过不同的渠道投诉这些企业，包括微博、举报平台、各地的环保热线等。

这项实验持续了10个月，志愿者一共投诉了超过3000次。他们的投诉有用吗？公众的参与能起到改变企业行为的实质性作用吗？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他们的投诉不仅有用，而且还对环保事业产生了非常大的正面影响。我们发现，如果一家企业因为排污超标，在微博上被公开举报，它之后再次超标的概率会降低60%；非公开的举报也有用，但用处没那么大，大概能降低20%。

在微博投诉之外，我们还增加了一些评论、转发和点赞。我们看到，市民的公开投诉，会在很大程度上引起环保监督机构的关注，从而促成有关企业行为的改进，无论是空气中二氧化硫的浓度还是水污染中COD（化学需氧量）的浓度，均在改进之后有了明显下降。我们每个普通人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成本很低，却可以让环境保护真正落到实处。

应对气候变化，刚才讲了政府应该怎么办、企业应该怎么办以及我们普通人能做些什么，最后我来一个结尾。

1998年的《新华字典》上，在介绍冒号怎么用的时候，用了这么一段话：“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平进入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我想把这段话改一改：“张华成了一家ESG基金的基金经理，李平进入新能源行业当了一名产业工人，我下班以后兼职监测环境违法企业：积极开展气候行动，我们的地球有了更加光明的未来。”（夏未凉整理）

来源：解放日报